《TANK事件深度探討 一》這場重生，是誰的犧牲？——從Tank移植手術看中國器官移植體制的黑箱疑雲

2025年初，台灣知名歌手 Tank 宣布，他於2024年底在中國浙江大學附屬第二醫院接受了罕見的「心肝聯合移植手術」，並順利康復。他在微博上高調感謝中國醫療團隊，稱這是一次「生命的重生」。

可以理解，當一位長年與病痛纏鬥的病人終於獲得延續生命的機會，那份感激是真實的。但在中國一個器官來源體制長期備受爭議的國度，一名外籍病患得以在「極短時間」內完成「雙器官移植」，這樣的手術究竟是如何在短時間內完成的？成為令人難以忽視的疑問。

罕見的不只是手術，而是速度

首先，心肝聯合移植手術不僅在亞洲，在全球都是極其罕見，且高風險的手術。根據臨床經驗，大部分罹患遺傳性心肌病的病人，只需要更換心臟，就能讓肝臟恢復正常運作。不必再多做一場肝臟移植。

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，病人同時出現末期心臟衰竭和肝硬化，醫生才會考慮進行「心肝聯合移植」。但是，這類案例非常罕見，特別是在亞洲地區，更是少之又少。

此外，器官配對從來不是一件「迅速」的事。根據統計，美國患者平均等待器官移植的時間為60個月，英國約為30個月，加拿大則超過85個月。

然而，根據號稱亞洲最大器官移植中心的「中國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」的公開資料，病人等待肝臟移植的時間平均僅需2週。從Tank 的案例也能發現，他的手術安排與配對，都是在極短時間內完成。

這樣的「效率」在醫學界看來，是一種異常現象。

這引出了一個關鍵問題：中國究竟做了什麼，是別國做不到的？

器官從哪來？中國移植制度的黑箱疑雲

中國政府於2015年宣稱已全面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，改以公民自願捐贈為主要來源。然而，至今中國從未建立一套完整、透明、可獨立稽核的器官分配機制，亦無法提供可驗證的捐贈者名單或死亡證明。這套制度究竟如何運作，外界無從得知。

《美國移植期刊》2022年發表的一項研究指出，有71篇來自中國的移植醫學論文中，手術是在患者尚未腦死的情況下進行器官摘除，明顯違反「死者捐贈原則」（Dead Donor Rule, DDR）——這是國際移植倫理的底線。

此外，2019年由英國御用大律師傑弗里‧尼斯爵士（Sir Geoffrey Nice）主持的「中國法庭」，經過調查後認定，中國確實存在大規模強制摘取器官的行為，對象包括法輪功學員與維吾爾人等良心犯。

2021年，聯合國多位人權特別報告員亦發布聯合聲明，對中國缺乏知情同意機制與來源不明的移植制度表示嚴重關切。

效率背後的代價，是誰在承擔？

我們當然無意懷疑任何病人延續生命的正當權利。但我們也不能忽視一個更大的現實：當醫療效率建立在「無需等待」、「精準配對」之上，而這一切無法解釋其器官從何而來，我們是否也成了默許制度黑箱的一部分？

換言之，在一個器官來源不透明的體制下，進行快速、高效的醫療，真的是我們想要追求的嗎？

放諸世界各國，無不強調器官捐贈應出自自由意志、無償、不受脅迫。因為這牽涉到最基本的人權——無論一個人是活著還是死去，他的身體都不該成為商品、資源，或是任意支配的工具。

不只是病人，別在沉默中成為共犯

Tank個案同時突顯出另一問題：從倫理角度看，若病患明知其器官可能來自非法來源而選擇接受，則可能構成「知情共犯」。反過來說，若因為資訊不對等、來源不透明、病患沒有查證機會，那麼更大的責任，應該落在整個制度、乃至醫療供應鏈的每一個環節。

在這樣的情況下，當輿論與媒體僅聚焦於歌手的「重生」而不追問「犧牲的是誰」，我們也在不知不覺中協助合理化一個本應被審視的制度。

我們應該要求的，不是更快的配對、不透明的「醫學奇蹟」，而是一套公開、可驗證的器官移植制度。

我們應該關注的，不只是移植手術的成敗，而是這場生命接力的起點，是否出自尊重與同意，而非壓迫與隱瞞。

當這場手術被稱為「奇蹟」的同時，我們也應該提出一個必要問題：

這場重生，是誰的犧牲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