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TANK事件深度探討 五》誰從器官中獲利？中國活摘制度的利益結構

正如近期上映的紀錄片《國有器官》（State Organs）所揭示，中共的器官移植制度早已超出醫療範疇。從最初針對死刑犯的摘取，到擴及宗教信仰者與無辜平民所構成的「國營」供體系統。這套運作模式從中央到地方、從醫院到軍方，已經形成一條結構完整、層層分潤的利益鏈。

移植行為變成醫院「產能」指標

在中國，器官移植屬於高單價自費醫療，單一手術費用動輒數百萬新台幣，如果是器官聯合移植手術，費用更可能達數千萬。這對部分「三甲醫院」而言，不僅是治療行為，更是穩定且可觀的財務來源。

更關鍵的是，這類高金額手術與醫院評比與行政資源直接掛鉤。各地政府與主管單位普遍將「高風險移植數量」「多器官聯合案例」納入醫院績效評比與排名依據，影響專案申請、預算配置與醫師升遷。在這樣的制度激勵下，「多做移植」「做難手術」逐漸成為醫療機構主動追求的方向。

地方官也能分紅  各地搶辦器官中心

地方政府亦在器官移植制度中扮演實質推手角色。許多地區將醫療產業升級列為「招商引資重點」，並以「高端醫療技術能力」作為地方現代化治理的象徵，器官移植因此被納入地方政策扶持的主要標的。

在這樣的政策邏輯下，不少地方衛健委提供醫院建設經費、專案補助與人事擴編支持，要求醫院回報移植數量、手術難度與新聞可見度，甚或協助隱匿或美化數據。

部分地方政府更將「器官移植中心」作為申報科技園區、產業集群或國家重點工程的條件，把醫療行為轉變為產業競爭籌碼。

在政醫結合、制度激勵與政策期待之下，中國的器官移植已遠離公共醫療的倫理定位，轉而成為績效、名聲與利益的結合。

軍醫系統：不受監督的核心樞紐

中國的器官移植體系中，軍醫系統長期扮演關鍵角色。多項報告指出，自1990年代起，解放軍下轄多所醫院即涉入活摘器官移植，並享有遠高於民營與地方醫療機構的行政豁免與調度特權。這些醫療單位常承擔高幹醫療與特殊任務，具備更大的保密操作空間，其手術紀錄、器官來源與病歷資料大多不公開、不登錄。

號稱「中共器官移植掌門人」的前衛生部長黃潔夫，就是出身軍醫體系。他曾在2005年世界衛生組織會議上為了替中國辯護，聲稱器官來源為死囚，卻又在2015年表示已經取消死囚器官移植。

然而在2018年央視專訪中，黃潔夫罕見承認：中國器官移植長期處於法律漏洞與潛規則之中。他指出，由於死囚器官品質差，且刑場難以取得合格器官，醫療單位與地方法院早已形成一套「灰色地帶」的操作邏輯，這番話等於側面承認中國的器官來源「非死囚」且「不透明」。軍醫系統在器官移植體系中的角色，始終未能清楚說明。

更具指標性的是，黃潔夫2015年受訪時曾提及，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曾主導涉及死囚器官利益鏈，暗示整個供體體系與政治權力深度掛鉤。儘管媒體曾報導此事，但核心問題如死囚是否知情同意、取器官過程是否合法合倫理，以及死囚器官若不合格，那麼真正合格的供體來自哪裡？這些問題，黃潔夫始終未正面回答，也從未明確交代軍醫體系在活摘體系中的角色。

中國的器官移植體系從來不只是醫療層面的問題，它實際上是一種制度性的利益安排。中國的器官移植產業鏈之所以能夠長年穩定運作，是來自軍方、醫療機構與地方政府三方緊密協作、相互倚賴，形成一套系統化、分工明確、共同獲利的黑箱結構。